1950年初的舟山，可不是什么旅游胜地，当时的局势非常紧急。12万国民党军队把岛围得跟铁桶似的，海面连只渔船都难见，普通人别说坐船，靠近码头都可能被当成“共谍”当场拿下。就在这种风声鹤唳的节骨眼上盈利通，一个穿旗袍、说话轻声细语的女人，悄无声息地出现在沈家门街头。
她不是别人，正是后来的革命志士，她叫朱枫，当时她对外宣称是来做唱片生意的“朱太太”。如果你要是真信了，那就太天真了。这位被熟人唤作“朱四小姐”的女子，骨子里藏着的，是一颗滚烫又沉默的心，她是中共地下情报网里一根关键的神经，此行不是为了赚钱，而是押上性命去完成一项几乎不可能的任务。
朱枫刚刚到舟山那几天，她没去投奔亲戚，为了安全，她当时也没住旅馆，而是直接住进了当地一家叫存济的小医院。为了防止万一，朱枫白天几乎足不出户，唯一常去的地方，那就是院长顾孙谋的家。两人坐在小院里喝茶，聊点天气、物价、邻里琐事，看起来就像老友串门。可茶香氤氲之下，藏着的是她一次次压低嗓音的试探：“最近……有船去上海吗？”
那时候，官方航线早就断了，但民间的“穿火龙”却在暗夜里悄然穿行。这些走私船夫，胆子大得吓人，驾着巴掌大的木帆船，趁着夜色在枪口和浪尖之间穿梭。他们大多数运的是白糖、大米，捎的却是命，但为了生活，他们也没有办法。对于他们来说，翻船是常事，被抓更是九死一生，可只要跑成一趟，够一家人吃上好几年。
然而对于朱枫来说，这几乎是唯一的生路，也是唯一的退路。
终于在2月15号这天，顾院长终于带来了好消息：联系上了！是一条“穿火龙”，愿意带你走。朱枫一听，眼睛瞬间亮了，几乎是脱口而出：“我马上走！”可顾院长却一把按住她肩膀，语气急切：“你先别冲动！那船小得可怜，连转身都难，风浪一大就翻。你现在还发着烧，脸色白得像纸，真要出事，我怎么跟人交代？”
他顿了顿盈利通，声音压得更低：“听说这两天会有‘大一点’的船过来，稳当些……要不，再等两天？毕竟安全第一嘛…”
朱枫没说话。十四天了，她每天睁眼就是提心吊胆，闭眼就是噩梦连连，可偏偏风平浪静，没出半点岔子。她心想：既然都熬过来了，再多等48小时，应该……问题不大吧，可真实情况呢？
于是朱枫在考虑片刻之后，轻轻点头：“行，我再等等。”
谁能想到，就是这轻飘飘的几个字，成了朱枫命运的分水岭。
在两天后的午后，阳光暖得不像话，海风带着咸味拂过窗棂，确实是大好的天气。朱枫照例坐在顾家客厅，手里捧着一杯热茶，目光却时不时飘向远处的码头，她在等船，也在等一个可能改变历史命运的契机。
而就在朱枫等船的期间，突然！“砰”的一声，门被踹开，不错正是抓捕她的特务赶来。几个便衣冲进来，眼神像鹰隼一样扫过屋内每个人。领头的冷冷开口：“有没有一个叫朱谌之的人？”
空气仿佛被抽空了盈利通，异常的安静…
要知道朱谌之可是朱枫的本名，就连顾院长都不知道的秘密，为什么这些人知道。当时的朱枫知道：特务能精准叫出这个名字，说明她的身份早就被钉在了黑名单上。那一刻，朱枫心里什么都明白了：退路已断，棋局终局。
可她没哭，没喊，甚至连茶杯都没放下。只是缓缓起身，轻轻抚平旗袍的褶皱，然后平静地对顾院长说：“谢谢这些天的照顾，我该走了。”
语气淡得像去菜场买把青菜，可屋里的每个人都清楚：这一走，恐怕就是永别。
当晚，朱枫就直接被关进了看守所。铁窗冷得刺骨，四壁寂静得能听见心跳。她知道，一旦被押往台北，就再无翻身之日。于是，在漆黑的夜里，她悄悄吞下了随身佩戴的金饰，那不是贪生怕死的挣扎，而是一个革命者最后的尊严，是她对信仰最决绝的告白。
可惜，金子没能带走她的命。第二天，特务们发现她已经昏迷，于是紧急送医，随后被秘密押往台北受审。后来的结果就不用多说，朱枫最终和吴石将军，以及陈宝仓同志被枪决。
直到多年后，尘封的档案被缓缓翻开，人们才真正看清她的身份：她不是什么富商太太，而是中共华东局派往台湾的核心情报员，肩负着传递绝密军情的生死使命。她冒死潜入敌后，不是为了名利，而是为了在黎明前，为千万人点亮一盏灯。
而那艘她没等到的“大一点的船”，成了历史长河中最令人心碎的“如果” 如果她那天执意上船，如果顾院长没劝她多等两天，或许结局会完全不同。
但历史从不接受假设，也不会给任何人重新来过一次的机会。
今天回看朱枫的故事，我总觉得心头沉甸甸的。在那个连女人独自出门都要被议论纷纷的年代，她却敢孤身闯入虎穴，在刀尖上行走。她也会怕，会发烧，会在深夜辗转反侧，可当信仰与使命摆在面前，她选择挺身而出，哪怕前方是万丈深渊。
有人说她傻，明明可以活命，何必赴死？可我想说：正是这些“傻人”，撑起了我们今天的安稳日子。她的沉默，是对敌人的最大蔑视；她的赴死，是对信仰最深的忠诚。
对于此，您怎么看呢？最后请记住朱枫的名字，记住吴石，以及陈宝仓等烈士们的名字，给他们点赞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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