
1950年初的舟山,可不是什么旅游胜地,当时的局势非常紧急。12万国民党军队把岛围得跟铁桶似的,海面连只渔船都难见,普通人别说坐船,靠近码头都可能被当成“共谍”当场拿下。就在这种风声鹤唳的节骨眼上盈利通,一个穿旗袍、说话轻声细语的女人,悄无声息地出现在沈家门街头。

她不是别人,正是后来的革命志士,她叫朱枫,当时她对外宣称是来做唱片生意的“朱太太”。如果你要是真信了,那就太天真了。这位被熟人唤作“朱四小姐”的女子,骨子里藏着的,是一颗滚烫又沉默的心,她是中共地下情报网里一根关键的神经,此行不是为了赚钱,而是押上性命去完成一项几乎不可能的任务。
朱枫刚刚到舟山那几天,她没去投奔亲戚,为了安全,她当时也没住旅馆,而是直接住进了当地一家叫存济的小医院。为了防止万一,朱枫白天几乎足不出户,唯一常去的地方,那就是院长顾孙谋的家。两人坐在小院里喝茶,聊点天气、物价、邻里琐事,看起来就像老友串门。可茶香氤氲之下,藏着的是她一次次压低嗓音的试探:“最近……有船去上海吗?”

那时候,官方航线早就断了,但民间的“穿火龙”却在暗夜里悄然穿行。这些走私船夫,胆子大得吓人,驾着巴掌大的木帆船,趁着夜色在枪口和浪尖之间穿梭。他们大多数运的是白糖、大米,捎的却是命,但为了生活,他们也没有办法。对于他们来说,翻船是常事,被抓更是九死一生,可只要跑成一趟,够一家人吃上好几年。
然而对于朱枫来说,这几乎是唯一的生路,也是唯一的退路。
终于在2月15号这天,顾院长终于带来了好消息:联系上了!是一条“穿火龙”,愿意带你走。朱枫一听,眼睛瞬间亮了,几乎是脱口而出:“我马上走!”可顾院长却一把按住她肩膀,语气急切:“你先别冲动!那船小得可怜,连转身都难,风浪一大就翻。你现在还发着烧,脸色白得像纸,真要出事,我怎么跟人交代?”

他顿了顿盈利通,声音压得更低:“听说这两天会有‘大一点’的船过来,稳当些……要不,再等两天?毕竟安全第一嘛…”
朱枫没说话。十四天了,她每天睁眼就是提心吊胆,闭眼就是噩梦连连,可偏偏风平浪静,没出半点岔子。她心想:既然都熬过来了,再多等48小时,应该……问题不大吧,可真实情况呢?
于是朱枫在考虑片刻之后,轻轻点头:“行,我再等等。”
谁能想到,就是这轻飘飘的几个字,成了朱枫命运的分水岭。
在两天后的午后,阳光暖得不像话,海风带着咸味拂过窗棂,确实是大好的天气。朱枫照例坐在顾家客厅,手里捧着一杯热茶,目光却时不时飘向远处的码头,她在等船,也在等一个可能改变历史命运的契机。

而就在朱枫等船的期间,突然!“砰”的一声,门被踹开,不错正是抓捕她的特务赶来。几个便衣冲进来,眼神像鹰隼一样扫过屋内每个人。领头的冷冷开口:“有没有一个叫朱谌之的人?”
空气仿佛被抽空了盈利通,异常的安静…
要知道朱谌之可是朱枫的本名,就连顾院长都不知道的秘密,为什么这些人知道。当时的朱枫知道:特务能精准叫出这个名字,说明她的身份早就被钉在了黑名单上。那一刻,朱枫心里什么都明白了:退路已断,棋局终局。
可她没哭,没喊,甚至连茶杯都没放下。只是缓缓起身,轻轻抚平旗袍的褶皱,然后平静地对顾院长说:“谢谢这些天的照顾,我该走了。”
语气淡得像去菜场买把青菜,可屋里的每个人都清楚:这一走,恐怕就是永别。

当晚,朱枫就直接被关进了看守所。铁窗冷得刺骨,四壁寂静得能听见心跳。她知道,一旦被押往台北,就再无翻身之日。于是,在漆黑的夜里,她悄悄吞下了随身佩戴的金饰,那不是贪生怕死的挣扎,而是一个革命者最后的尊严,是她对信仰最决绝的告白。
可惜,金子没能带走她的命。第二天,特务们发现她已经昏迷,于是紧急送医,随后被秘密押往台北受审。后来的结果就不用多说,朱枫最终和吴石将军,以及陈宝仓同志被枪决。
直到多年后,尘封的档案被缓缓翻开,人们才真正看清她的身份:她不是什么富商太太,而是中共华东局派往台湾的核心情报员,肩负着传递绝密军情的生死使命。她冒死潜入敌后,不是为了名利,而是为了在黎明前,为千万人点亮一盏灯。
而那艘她没等到的“大一点的船”,成了历史长河中最令人心碎的“如果” 如果她那天执意上船,如果顾院长没劝她多等两天,或许结局会完全不同。
但历史从不接受假设,也不会给任何人重新来过一次的机会。

今天回看朱枫的故事,我总觉得心头沉甸甸的。在那个连女人独自出门都要被议论纷纷的年代,她却敢孤身闯入虎穴,在刀尖上行走。她也会怕,会发烧,会在深夜辗转反侧,可当信仰与使命摆在面前,她选择挺身而出,哪怕前方是万丈深渊。
有人说她傻,明明可以活命,何必赴死?可我想说:正是这些“傻人”,撑起了我们今天的安稳日子。她的沉默,是对敌人的最大蔑视;她的赴死,是对信仰最深的忠诚。
对于此,您怎么看呢?最后请记住朱枫的名字,记住吴石,以及陈宝仓等烈士们的名字,给他们点赞!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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